洪升华著作047《户口》“童年悲歌”（搞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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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升华著作047《户口》
“童年悲歌”（搞副业）

在八十年代，黄丰桥农民的主业是水稻种植与旱土耕作。农忙之外，与耕耘无关的一切行为都被称为：
“搞副业”。
搞副业包括砍伐矿木，杂木，楠竹，摘油茶籽，挖竹笋，挖取中药，草药，河里摸鱼捞虾，捉青蛙，打猎等等，寻找一切可以卖钱的林木，药材，山货。那是一个可以通过劳动致富的年代。郭佳良感恩那个身体劳累，精神富足的时代！

那时，杨滨的供销合作社，除了南杂、布匹、百货、生资产品的销售外，还负责收购楠竹、煤矿使用的矿木，以及各种锄头木把、木伞把等硬木棍。另外，还收购造纸厂造纸使用的废杂木或者树根，并收购桐油籽、干笋等季节性山货。

同时，黄丰桥药材站也在杨滨大队设了药店。这里不仅销售中药、中成药、西药，还负责收购山村里送来的金银花、黄株子（栀子）、海金沙、香叶子、车前草等野草药。

人类真要感恩大自然，神奇的大自然赐予了人类很多有用的资源，如动植物资源，植物千千万万种，能治病的中草药也很多。在农村生活只要你勤劳，愿意去上山摘，挖，砍，捡，几乎任何季节性的山货都可以变成钱。甚至是去家门口的河里摸一些鱼虾，泥鳅，鳝鱼都可以在农村集市上卖到钱。

供销合作社的货物收购，常常是一大早就热闹起来。社员们或者是挑着沉重的担子，或者是使用独轮土车推着，或者是肩背着各种竹木或者山货，从四面八方赶来，把楠竹、矿木，杂木棍，分类堆成一片。各种笋干，油茶籽，桐油籽装在粗麻袋中，散发着独特的山野气息，混合着人们的汗水和泥土的味道。

供销合作社里人来人往，既有老农，也有挑着担子的少年，更多是进山采药的妇女，他们一边称重交货，一边讨论着自家的收成和天气变化。这种人声鼎沸的场景，构成了八十年代农村集体经济繁荣的缩影。

十一岁的郭佳良，除了要保证完成家里燃料用的所有木柴外，还跟着当地的哥哥、姐姐，叔叔、伯伯、婶子们进山搞副业。由于他人小嘴甜又懂事，当地人都乐意教他农活要领和上山技巧。他几乎懂得供销合作社所收竹木的种类、长短尺寸、尾径大小。同时，他也完全熟悉金银花、海金沙、黄株子、车前草等山药的晒制干湿要求。小小年纪的郭佳良，身上潜藏着一股不竭的力量，他怀有摆脱贫穷的强烈渴望。因此在杨滨大队，在黄丰桥这个小世界里，他能够将犁田耙田，种菜，搭建南瓜棚，砍柴甚至打扫猪栏这些小事情做到极致，成为当地人的榜样。

一九八一年冬天，朱吾矩多病的父亲朱福临去世了。

朱福临早上去世，根据风俗习惯，生产队的每户人家都需派一个成年人来帮忙，关系好的会全家出动。
村里的人要敲打铜锣，领着孝子去河边焚烧纸钱，举行取水仪式的祭祀，再取水回来帮助死者清洗遗体。当事的主家必须提供所有来人的饭菜酒水的，当然，也是由来帮忙的人做饭，烧水。以至于在朱福临去世那天，朱吾矩家里忽然聚集了全生产队男女老少近百人帮忙。

然而，一直拖延直到天快黑了，朱吾矩，朱多宝兄弟还跪在父亲的遗体前，无法为躺在一扇门板上的朱福临上棺。来帮忙的人准备好了填棺用的石灰，木炭，也准备好了封棺需要的桐油腻子，但是没有棺材。
朱吾矩需要向生产队集体借钱买棺材，另外还要借钱买一头猪用于埋人做酒席用，这一切加起来最少共需350元。

然而，朱吾矩家自1976年起，就已拖欠生产队集体150元债务未还。
此外，有社员反映，朱吾矩在平时红白喜事放电影时，收了社员家不少红包钱，却未上交到生产队来还债。现在还给他借这么大的巨款，朱吾矩显然既无还款来源，也无还款意愿。
还有人反应：一九七九年三月间，精明的朱吾矩充分利用老婆林财英三十岁生日的噱头，夫妻俩策划了一个敛财机会，他们在家里杀了猪，摆了十几桌酒席，邀请了所有的亲戚与社员出席。当时，林财英娘家所有姊妹，朱吾矩的姊妹，还有他们家所有的亲戚，本生产队的家家户户都送了人情，据说是收了400多块钱的贺礼。但是，收到礼金后，朱吾矩没有把别人送的人情用于还债，而是自己花了175元买了一辆新的“永久”牌单车，还买了一块一百多元的“上海牌”手表。并且，他们两公婆还去了韶山毛主席故居旅游。

朱吾矩原本就有旧单车和手表的，他欠账不还，却换这么贵的新东西，这让全生产队的社员们意见很大。因此，今天又要借钱埋人，生产队开会讨论时，27户社员中有23户不同意再借钱给他家了。

大队书记朱益环与朱吾矩是共一个堂屋的邻居，看到这一情景，他不停摇头叹息。他牵来了跪在爷爷遗体前的郭佳良，当着全体社员的面，要孩子向大家下跪。扶起郭佳良后，他对社员们说：
“人穷望崽长，今日这个钱，我希望大家看在这个孩子的份上借出来。良仔虽然只有十一岁，但已经能担耕、犁田、耙田，还懂浸种育秧。这在杨滨大队找不出第二个人，他是个争气的孩子。我们相信他，他一定会还钱的。我愿意担保。”

那天，生产队社员最终还是看在孩子和书记担保的面子上，举手同意借350元给朱吾矩家。杨滨大队的社员们是朴实善良的，他们这些人，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苦，但没人愿意被命运彻底压垮。

借钱料理完朱福临的后事，朱吾矩家实际欠下生产队500元欠款。林财英操持全家六口人的生活极其艰难。老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柴米油盐酱醋茶，他们家都缺，经常三餐不继。

话说回1976年，朱吾矩、朱多宝兄弟分家时，母亲邓福秀选择了与弟弟朱多宝生活，而父亲朱福临身体不好，随朱吾矩夫妻生活。

朱吾矩夫妻这些年已有三个女儿，又多了郭佳良这个抢来的儿子，家中共有四个小孩和一个老人，总共七口人要吃饭，生活越发艰难。夫妻两个也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打。夫妻打架也不管孩子在不在场，经常是夫妻一打架，家里的锅碗瓢盆全部都要被林财英砸光。孩子们非常害怕，但也只能是哭哭啼啼，毫无办法。

朱吾矩在大队做秘书，兼放电影。秘书工作量不大，一年1800工分，相当于全劳动力180天的底分。而放映一场电影有15个工分，两项收入加起来，年收入仅相当于一个普通妇女的劳动工分。只不过朱吾矩不用下田，表面上更有面子。他挺陶醉自己这份体面与荣光。

杨滨大队各生产队在农忙双抢期间的一个月，男劳动力一天有20个工分，女的有15分，这就顶平时两天的收入。但朱吾矩不为收入所动，他只是戴个新草帽，骑一辆新单车，在上衣口袋里插两支笔，穿梭在村庄田野边。林财英一个人在生产队挣工分也少，她也不是个勤快的人，经常逃避劳动，甚至在双抢期间都会请假回娘家。

这样一来，他们家口粮款和欠款逐年在增多，越发让生产队社员和邻居都看不起这样的人家。

最近两年，郭佳良这个勤劳懂事的孩子却改变了大家对这个家庭的看法。

每次经过朱吾矩家门口，远远就能看到院子里堆放整齐的一垛垛硬扎柴禾，连许多青壮劳力都羡慕不已。大队妇女主任朱仪曾经多次对书记朱益环说：
“将来一定要给我女儿桂香嫁一个良仔这样的好后生。他家的硬柴最整齐殷实，每天清早郭佳良就会把猪栏打扫得干干净净，全大队也只有良仔打扫的猪栏第一干净，可以端碗饭进去吃。”

郭佳良从小目睹生活的艰辛，年幼的他像大人一样的付出。而他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也渐渐体会到，只有拼命劳动，才有可能让家人吃饱穿暖，那时的农村，只有靠劳动才能致富。贫穷会让人发疯，但也能逼出人身上的潜力。

每天清晨进山放牛，郭佳良都会独自扛着锄头或者背着柴刀进山。他的脚板踏遍了杨滨大队天下岭，大岭，上牛岭，桐子冲的每一条山路，采药、砍柴、挖竹笋，他都熟练得像个成年人。他的努力和坚强，不仅为家里带来一点点收入，也让邻里对这个家庭刮目相看。

郭佳良心里一直有个愿望：
“总有一天，他要把这个破败的家撑起来。他坚信，即使再苦再难，只要坚持，就一定能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

这次，爷爷朱福临去世的借款山一样的压在郭佳良的头上。他常常一放学就会跑到供销合作社门口去看墙上的海报，看有没有收购矿木，楠竹等山货的消息。
十岁起，郭佳良清早外出去放牛就没有空着手回来过，他总是会顺带着砍一把柴，或者一根矿木回来。平时把砍回来的矿木存放在家后屋檐下的水沟里，使用茅草掩盖木材，他藏起来的目的一是怕晒干了不值钱，而是怕林业站的人搜查。

小心翼翼的郭佳良，因为对命运不屈，身体劳累的他遭遇了几次生死攸关的事故。

在爷爷去世后的那个冬天里，为了给生产队还上一点点钱，有一天，郭佳良央求着大姐花香带着他去了青丝冲。
青丝冲据爷爷生前交代，那是土改时分给自己家里的自留山，因为离人家远，离自己家更远，多年没有去砍伐，森林非常茂盛。

姐姐花香答应了带弟弟一起进山。心地善良的花香舍不得弟弟一个人去青丝冲这么远的地方做事。因此，她从叔叔家里借了一把大刀，先一天晚上就煨熟了两只红薯，用一条洗脸的旧毛巾包了起来。

第二天清晨，花香与郭佳良就早早起来，在天亮前吃了一点炒饭，带上两个红薯，一个玻璃瓶子，各自的背上背着刀就奔向大山。

这次去青丝冲砍柴，因为是自己家的自留地，郭佳良感觉非常轻松大方。他们姐弟俩从家里出发，走过羊岩头，绕过上仓下，途径炉下山脚下的最后一户人家旁边的小路，姐弟两几乎是小跑着进山。

姐姐凭着爷爷曾经的交代，把自留山四界位置一一告诉郭佳良，找到自己家山坡里第一根矿木时，已经是晌午时分，也就是说从家里一路走来十几里，已经花了三个多小时。

郭佳良面对羸弱的大姐花香，感觉自己的力气比年长三岁的姐姐还要大。姐姐平时负责割猪草，负责家里做饭，洗衣服，她对供销合作社的收购标准倒没有弟弟清楚。
郭佳良负责挑选矿木，因为供销社是根据六尺长的矿木尾径来验收的，通常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价格分别是甲等五毛五分，乙等四毛五分，丙等三毛五分钱一根。因此郭佳良负责砍伐时，几乎是挑选甲等的木头。姐姐负责削去树枝，并且使用柴刀上的刻度来量好长度，并且裁截整齐。
由于木材资源丰富，姐弟俩砍得起劲，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半下午，姐弟俩才因为饥饿与口渴停下手来。他们把从家里带来的红薯分为每人一个，并且用一个咖啡色装补脑汁的玻璃瓶带来了一瓶水，姐弟两人实在是太饿了，几口便把红薯与水吃光也喝尽了。
这时，姐姐花香爬上山坡，清点矿木，同时花香又与弟弟郭佳良讨论可以赚多少钱给生产队还债。反复清点测算后，郭佳良与姐姐决定这一次就凑齐20块钱还债，那就必须还多砍最后的三根甲等矿木。

其实，姐弟两个体力都到了极限，吃下的那只红薯根本没有填饱肚子。找到最后一根符合甲等的矿木时，已经没有力气了。为了满足六尺尾径尺寸，郭佳良只好瘫坐在地上，把矿木根部的杂柴砍伐干净，尽可能地齐着树根底部砍下来。矿木砍倒的刹那，郭佳良挥起的大刀被倒塌的树根弹起，一刀落在郭佳良左脚的背上，郭佳良大叫一声“哎哟”，抱起流血的左脚。姐姐立即跑过来抱住流血的弟弟，姐弟一看刀伤口临近左脚大拇指，足有一寸多长，可以看见里面的白骨，又因为伤及动脉，血流如注。姐弟两个同时哭了起来，姐姐呼喊着山坡外的其他人帮忙。隐隐约约听到旁边山坡咚咚咚砍伐声，却听不人的回应。
她撕下衣服的旧布，根本不能包裹伤口，急中生智，姐姐只好哭着割下了自己一条裤腿，撕成布条来为郭佳良包扎，可是血液仍然从包扎后的伤口冒出来。
姐弟两个商量决定，就此做一个记号，在地上挖一个洞，把刀埋在泥土里。花香又让弟弟躺在地上，她把快速已经砍伐的树木归纳在一起。然后背着流血的弟弟颤颤巍巍的走下山去。
在农村的劳作中，划破，割伤手脚出上的皮，流血是经常有的，但从来没有今天这么严重。
郭佳良因为伤口的疼痛，又是第一次大出血不止，他可能有些害怕，忍不住哭了起来。瘦小的花香也是泪流满面的背着哭泣的弟弟蹒跚着朝山下移动。花香感觉今天背这个轻飘飘的弟弟，比背一把三根甲等矿木还重。陡峭的下山小路，姐弟俩连续摔了几跤，一时姐弟俩都急得哇哇大哭。
   这时，在另一山坡下劳作的社员戴德科，听到哭声后的跑了过来，他让花香放下弟弟在路边的草丛里躺着，他撕下自己身上的布条把郭佳良脚踝处绕了几匝再扎了起来，又拿自己的水壶给已经昏睡的郭佳良喂了几口水。戴德科让花香看着弟弟，他去采了一些草药，嚼碎后敷在郭佳良的伤口，再一次把仍在流血的伤口敷药后扎了起来。
失血过多的郭佳良已经有些昏迷，姐姐也吓得发抖，只见四十多岁的戴德科一把就把郭佳良扛到背上，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小路，把这姐弟俩赶在天暗时分送回了家里。
当朱吾矩拿出四盒香烟答谢戴德科，挽留他吃饭时，戴德科告诉朱吾矩说：
“我是杨滨大队16年的党员，一九六五年的退伍军人，我帮忙不是为了报答”。
戴德科说完，点上一根烟，叼在嘴里，转身就出门消失在傍晚的霞光中。
这一幕，在那个夕阳余晖中，就此定格，铭刻在郭佳良半睡半醒的心里。
郭佳良一生都感激着生命中好几个给予他土地一样的爱，也就是这些爱的阳光射在他幼小的心里，凝聚成一束亮光。
郭佳良感激朱仪温暖的关怀，感激大姐和他一起艰苦劳动的日子，感激着戴德科与干爹张建华这样无私的帮助。

    郭佳良坦然面对那么多的悲凉与绝望，不管发生了什么，无论劳累还是伤痛，他只想往前走，穿越喜怒哀乐，穿过爱恨情仇，奔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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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9年左右，湖南农村农民的摆酒同样是敛财的一种方式。从举行婚礼到生日寿宴，甚至孩子百日酒都是收分子钱的机会。当时，黄丰桥的摆酒，本村没有太大交集的邻居，只要受到邀请原则上是要去随礼的，一般是1.8元到2元之间，兄弟姊妹之间就要根据往来人情在20到100元不等，这是一个敛财机会。但是，这个随礼出去的钱，唯一能够回本的机会就是摆酒。所以就从经济学的基础上滋生出摆酒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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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悲歌》
这篇文章以八十年代黄丰桥农村供销合作社为背景，通过郭佳良的成长经历揭示了贫困与希望交织的现实。郭佳良面对家庭破败与生计窘迫，不甘屈服，他用顽强的劳动与责任感撑起一个濒临崩溃的家。文章中的各色人等，或冷漠、或善良，构成一幅鲜活的乡村生活群像，而郭佳良那份不向苦难低头的刚毅，更显得弥足珍贵。这是一曲致敬普通人坚韧品格的动人之歌。

郭佳良说：
“总有一天，他要把这个破败的家撑起来。”

“贫穷会让人发疯，但也能逼出人身上的潜力。”

“这些人，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苦，但没人愿意被命运彻底压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