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升华著作062《户口》 “童年悲歌”（黄丰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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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升华著作062《户口》
“童年悲歌”（黄丰桥）

黄丰桥，这个贫瘠的湘东角落，一条单行的碎石公路翻山越岭通往县城。六十七公里的山路，坐一趟班车往返，注定是两头黑。凌晨四点多，天还未亮，就得起身搭乘第一趟班车前往县城；往往需耗费四个多小时才能抵达目的地。如果在县城匆匆忙忙办完事情，赶上湘运的末班车回家，已是黄丰桥灯火初上的时分了。

1984年，随着革命委员会下辖的公社制被撤销，黄丰桥成立了乡政府，归属攸县县政府统一管辖。同时，黄丰桥辖下的十六个村，136个村民小组也陆续成立。

一直为温饱发愁的农民，忽然间看到了希望。因为农村的水田和旱地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府部门也兑现了“耕者有其田、业者有其股”的承诺。

种种迹象表明，政府似乎不再折腾老百姓了，社会仿佛开始进入一个修养生息的阶段。

国家开始改革，最先感受到“春天来了”的，不是郭佳良，而是他的同学颜福元。

颜福元比郭佳良大一岁，进入黄丰桥中学时已14岁。他的哥哥颜福圣，是黄丰桥第一批万元户，是个个体司机。十五岁的颜福元早已跟着哥哥学会开车。由于身材矮小，坐上卡车后脚踩不到油门与刹车，他便拿一个厚枕头垫在驾驶座上，这样就能熟练地操控卡车了。

那时，颜福圣经常开车送煤到攸县氮肥厂，或去邻近的醴陵、浏阳等地的氮肥厂、石灰厂，还会去株洲，长沙平塘，江背，河田，望城各地的水泥厂。他们通常凌晨两点多便启程。夜里路上行人稀少，乡镇上集市尚未开始，因此车速可以稍快一些。若顺利，早上九点前就能抵达目的地、卸完煤、返程而归。

运煤的卡车一回来，车辆并不会停着歇着。马上由雇佣的司机去煤矿装货，周而复始地奔波在运输路线上。为了路上便捷，车主通常会安排亲属押车，负责补胎、加油、结算煤款、交过路费，甚至吃饭、应付交警罚款等琐事。处理这些事，到处都要发烟给人家，这需要很强的应变能力和沟通技巧。

聪明的颜福元，自小跟着哥哥在车上奔波，逐渐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1983年的黄丰桥，全乡人口一万五千多人，除了几台手扶拖拉机，只有8辆卡车，全攸县只有158辆车。而1984年，黄丰桥一个乡买了新卡车352辆。在那个年代，只有国道边上的公路旁开始出现饭店。这些饭店里，盛菜的既不是土碗，也不再是炖煮的大锅菜，而是油炸的雪花蛋，或农家风味的小炒肉，使用漂亮的瓷盆盛装，色香味俱全，菜肴摆盘讲究“型”。这种吃法被称作“吃炒盆”。

周末，颜福元常跟着哥哥出车。他是黄丰桥中学29班第一个吃过炒盆的人。嘴巴上常沾着油，神气十足，是全校同学羡慕的对象。

他跟着出车去醴陵、浏阳，虽然无心学习，但作为学生仍须履行“完成作业”的义务。字迹优美、价格公道的郭佳良，自然成了颜福元包办作业和作文的首选。于是，两人建立了某种“互利”关系：颜福元给钱，郭佳良写作业。

福元见多识广，车技娴熟。有几次，外地的司机来黄丰桥的小煤窑装满煤炭后，开车不敢下山，都会请这个尚未成年的师傅帮忙开到山下的公路上。

颜福元常对郭佳良吹嘘，说自己早已“不是童子身”。他说，在106国道上的很多饭店里，他和那里的小姐“玩过”。那时饭店的生意好坏，常取决于小姐的相貌是否出众。这些小姐，夏日里会在门口摆一张竹床招揽顾客。她们穿着漂亮的裙子，不穿内裤，见到卡车驶过，便会高喊：“师傅，停车，吃饭，住宿啦！”并顺势掀起裙摆，让人看到她们白嫩的大腿或屁股，以此引起司机注意。

一个肉类的炒盆的价格是八块钱。司机通常两人同行，会点两个甚至更多炒盆，偶尔也喝点酒，顺便歇歇脚。菜尚未炒好之际，小姐便会牵着司机的手，将其拉入房间“搞一回”。搞完后，司机往往会掏出十块钱给小姐。

十五岁的福元自豪地说，他已经“搞”了好多次小姐了。他津津乐道地讲这些经历，郭佳良听得面红耳赤，裤裆也很快就“鼓起来”。他只好赶紧把手伸进裤兜里，将那挺立的小弟弟按住。

颜福元不仅车技好、见识广，还是个慷慨大方的少年。他经常以“写作业”为由，给郭佳良一些零花钱。更重要的是，他乐于分享自己见闻的奇闻轶事，与佳良无话不谈。这个能读书、会写字的郭佳良，也敬佩福元的少年英勇和胆识。两人惺惺相惜，如兄如弟。

然而，郭佳良的家庭条件却远不及福元。初二时，他曾面临辍学危机。是他的老同学邱开云带他去了下屋案下的村办煤窑，靠着上下窑的苦力活挣到了几笔学费。

每逢周末，郭佳良干完家务农活后，便上山砍竹子、杂木和柴火，换些零花钱。再加上福元的暗中资助，他勉强支撑起中学期间的学杂费用和文具用品。甚至还能省下些钱，买自己喜爱的课外书籍，像一只饥饿的小兽，吮吸着书本里源源不断的知识之泉。

1984年秋天，黄丰桥中学窗户外，春天的气息正在悄然绽放。

这气息感受最早的是郭佳良。因为，颜福元退学了。福元退学的原因，是他父亲一个晚上为他赢了一台车。

说起来有些离奇——就在不久前，长期为温饱发愁的黄丰桥人，忽然间结束了自明朝初期以来持续了八百年的饥饿问题。原因无他，正是国家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意外带来了命运的转机。

丰陇村有个姓颜的人在自家后院挖化粪池时，无意间挖出了煤炭。他立马决定，放弃建猪栏，改建成煤窑。后来干脆连房子也拆了，全力投身采煤。这便是后来闻名三湘的“猪屎湖煤矿”。

紧接着，杨滨村贺石仔在打水井的时候，同样挖出了煤炭。于是呼，黄丰桥一带家家点火、户户冒烟。只要你愿意，随便在哪儿打个洞，都可能挖出煤。一下子，全村全乡男女老少齐上阵，挖煤成了唯一的生计。

那时候，山上山下，有公路的，没公路的地方，到处都是搭着简易厂棚的采煤点。这些厂棚用绿的、黄的、灰的、红的、蓝的各种塑料布，稻草，杉树皮，石棉瓦等搭建而成，住着拖家带口从涟源市和江西萍乡赶来的外地人。

到处都是简易住房，五彩缤纷，如同节日一般。夜晚，每座山头灯光闪烁，像一座座不夜山城。打牌声、喝酒划拳声、女人的喊叫声、孩子的哭泣声……混合交织，声声入耳。

黄丰桥的集市也瞬间膨胀了数倍。各种菜品丰富多样，价格远超攸县县城，所有物品赶上了长沙城里的价格，热闹非凡。

从前，只有家庭出身不好，没有社会背景的的大学生、中专生才会被分配到黄丰桥的政府、学校、粮站、纸厂、煤矿这些驻地单位。而黄丰桥人在县城人眼里，常常被视为土气的乡巴佬。每次去看望亲戚，即使送上自家养的鸡鸭鱼肉和干笋，也常常被城里人嫌弃。唯一能被接受的，是黄丰桥出产的木炭，因为干净耐烧，深受城里人过冬欢迎。

然而，仅仅几年光景，随着小煤窑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攸县城里人反过来开始攀比谁家有黄丰桥的亲戚。

此时的黄丰桥，挖煤成为农民兄弟唯一的职业与出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靠山上采煤谋生。由于当时国家法律尚不健全，办矿要求不高，九成以上的小煤窑属无证开采，处于灰色地带。

地方政府一度鼓励大胆尝试，“胆子放大一点，干了再说”，“先搭车，后买票”，成了矿业的口号。甚至有人干脆不买票，只管上车。政策宽松，环境混乱，却也成就了一番野蛮生长的繁荣景象。

黄丰桥全镇一万五千多人口之中，突然涌入两万多外来务工者，主要是湖南涟源人和江西萍乡人，黄丰桥的集市通用语言也变成了涟源话和萍乡话。一时，黄丰桥成为了涟源人的殖民地。

颜福元的父亲——颜维章，是黄丰桥煤矿界最负盛名的技术大拿。

他有“点石成金”的本事，虽然年过六旬，但身体健壮，他从事煤矿开采四十余年，为人豪放不羁，平生两大爱好：女人与赌牌。

1984年中秋节，大丰村龙王坵煤矿老板颜维章，举行了煤矿工人盛大的“牙祭”。

所谓牙祭，就是矿工们一年一度的狂欢节。那天，老板宴请200多位工人共赴大宴。吃喝过后，众人推举颜老板当庄家，举行一场声势浩大的“推牌九”赌局。

颜维章当仁不让，豪气十足。他不仅做庄，还为每个工人发放了一个月的工资作为赌资。这场牌局设在煤窑外的煤坪上，赌桌周围围满了人。人太多，连伸手押注都困难，有些人干脆用木棍把钱绑起来递进去，再由外围服务人员代为下注。

这场牌九，从中秋节十五激战三十多个小时，到十六日夜才散场。最终，颜维章赢得了一万八千元的巨额赌金。

当天深夜，他就请人护送这笔巨款下山，转天一早，为他刚满十六岁的二儿子颜福元，买了一辆崭新的卡车。

郭佳良听说这件事，是在学校的早读课上。

颜福元的座位空了，桌面上还有昨日的书包和一本翻开的语文书。教室里同学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佳良从后排悄悄打听，才知道福元不念了，自己买了新车了。他退学了，要独立开车运煤去了。

对当时的黄丰桥人来说，考大学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出路。只要你家里有矿就有面子。有煤窑、有煤车、有关系，发财似乎唾手可得。而去读书，不过是吃苦费眼又赚不到钱的傻子行为。

郭佳良沉默了。

“也许我也该去挖煤。”他心里忽然冒出这个念头。

可他又低头看了一眼课本。上面是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他仍然想走出农门，离开令他厌恶的杨滨村庄。

郭佳良不甘心。他知道，这些个村庄的狂欢不过是短暂的。煤总有挖完的一天，命运也不是靠一夜牌局能改变到底的。

那些日子，他穿行在杨滨与黄丰桥中学的路上，看着公路两边远处的山头，那些灯火通明的煤棚，还有经常看到那辆颜福元驾驶新买的卡车，在清晨嘶哑地鸣笛出山。他默默告诉自己：

“我毕竟不是他们，我还是要考上国家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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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童年悲歌》读后感：三人行，笑泪参半，黄丰桥正在上映“改革奇幻剧”。

在这个连山路都嫌偏僻的湘东角落，煤渣和尘土就是人民的黄金与希望。14岁的颜福元，一米五不到的身高，一脚油门开上了106国道，不靠高考不靠拼爹，靠的是枕头垫屁股、勇气当油箱。他不是少年车神，是改革开放最早的试水者，卡车轰鸣中拉起了“煤老板预备役”的序幕。

而颜维章——这个嗓门比矿井还深的父亲，一边给学生划重点，一边在煤场押注，嘴上是教书先生，心里却住着个“资本投机家”。他不是在抚养儿子，是在孵化乡村版“煤矿帝国梦”。

夹在中间的郭佳良，才是这场戏的灵魂人物。他靠写作业换零花钱，下煤窑攒学费，在煤堆、田地和书本之间来回穿梭。他听朋友讲“小姐经济”时还要“按住裤裆”，生理反应都被生活按着走。他不是在成长，是在拼命生长，为了脱离命运的井底，看得见远山上的一点星光。

《户口》在笑点里藏刀锋，在荒诞中说真话。洪升华用冷眼与热心写出了一个时代的荒唐混乱、奋斗希望。当政府终于不再折腾老百姓，人民开始自己折腾自己——有人用煤矿掏第一桶金，有人用知识叩开上岸之门。在这三个人的背影中，我们既看见了改革的野蛮底色，也看见了那个时代最朴素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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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升华的《户口·童年悲歌》以极其真实的笔触，还原了1980年代湘东黄丰桥的山乡变迁与命运交错。这不仅是郭佳良童年的缩影，更是一代农村少年在夹缝中求生、向上挣扎的群像素描。

文章中，黄丰桥的山路、煤窑、卡车和“炒盆”，勾勒出一个时代的底色：贫瘠、混乱，却孕育希望。颜福元和郭佳良，一人见多识广，少年老成；一人苦读为梯，孤独成长。前者象征改革春风中最早尝到“自由经济”滋味的个体户新贵，后者则代表那些靠汗水与知识，在灰烬中寻找希望的寒门子弟。

作者以纪实手法还原底层生活的粗粝与温情，并未避讳现实的苦涩。煤窑、小姐、司机、写作业换零花钱，这些生猛细节勾勒出一种赤裸的人性图景，也唤醒我们对“命运选择权”本质的反思。

最打动人心的，是郭佳良在逆境中仍不放弃求知的那股韧劲。他不是时代的幸运儿，却用读书一点点撕开命运的囚笼。那些竹林中的柴火、周末的苦工、书页间的知识泉，都是他向上攀爬的绳索。

这是一个时代的童年悲歌，也是一曲深沉的生命赞歌。作者用这篇文章让我们看见：真正动人的，不是贫穷与欲望的冲突，而是少年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倔强与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