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升华著作048《户口》“童年悲歌”（搞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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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升华著作048《户口》
“童年悲歌”（搞副业）

一九八三年九月，正当郭佳良联系秋收假去煤窑上做事，准备赚钱交自己学杂费时，黄丰桥乡杨滨村大岭窑上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的事故。由于煤窑井下老巷透水，导致一次严重的塌方。经过三天三夜的抢险，井下上班的七个人，只有四个活着出来了，其余三个人一直没有找到。半个月后，因为无法抽干矿井里的水，抢险工作被迫放弃了。这起事故，直接造成了三名矿工被埋而未死的悲剧。

事故发生后，黄丰桥政府，杨滨村迅速展开了善后处理工作。除了负责伤亡人员的全部丧葬费用外，村里还决定对每位遇难者家属赔偿2100元人民币。这笔钱在当时不算小数目，但对于失去亲人的家庭来说，再多的钱也无法弥补他们的伤痛。到那年年底，杨滨村各个小煤窑一年内事故死亡的人数已经达到了9人。这些伤亡者大多是村里的青壮劳力，个别人是外地过来搞副业的。他们的离世不仅让家庭失去了顶梁柱，也让村里多了好几个寡妇。每当夜幕降临，在这个山村里涌现的虫鸣声，野兽的叫声，事故家属屋里传出来的哭声，中老年人的叹息声此起彼伏，整个村庄笼罩在一片沉重的氛围中。

一天，村里发生了一件更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会走阴的道士朱雪林在村里引起了轩然大波。他说，在一个凌晨两三点钟，他为别人家做完法事回家，在经过刘德安家烧红砖的砖窑前时，看见了已经死去的易祖权的魂魄。易祖权是之前煤窑事故中的一名遇难者，他的离世让村里人至今心有余悸。朱雪林道士描述，易祖权的魂魄那天晚上带了两个个子矮小的小伙子在砖窑前烤火。更令人不安的是，朱雪林道士预言：“一年内还有两个小伙子会遭凶死，成为少年亡。他们或者是死于车祸，或者是死于煤窑事故里。”这番话在村里迅速传开，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其中有个个子矮小的叫朱光明，他母亲唯恐朱光明会成为少年亡，每天早上都会给他煮一个鸡蛋吃。这让郭佳良羡慕得不得了。他想，如果天天可以吃到鸡蛋，哪怕替朱光明去做少年亡也是值得的。

村里干部得知此事后，召开了紧急会议。为了避免更多的悲剧发生，他们决定采取预防措施，通知村里所有个子矮小的，年龄在16岁以下的小伙子都不能再去煤窑上下井做工。这一决定虽然出于好意，但却让一些家庭陷入了困境。郭佳良就是其中受害人之一。他原本暑假可以在村煤矿打工赚钱，现在却因为身高与年龄问题被禁止下井。这对于急需一笔巨款来维持初中学业的郭佳良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郭佳良家境贫寒。他父亲朱吾矩和爷爷朱福临，都是土改时，从兰村大江源大队走水过来杨滨定居的。朱福临夫妻俩1953年来杨滨，就是一担箩筐挑来了两个孩子，分别是朱吾矩和他的妹妹朱敏姬。外地人到杨滨，无亲无朋的，那是没有什么势力的，必须夹着尾巴做人。
父亲朱吾矩因为作风问题，被处理取消入党申请，也被开除出教师队伍后，他常年宅在家里的木楼上写字做诗，家里的经济来源是刚刚当上的大队秘书，和乡村放电影的收入，这些收入还不足以养活一家六口的生活。
上半年，朱吾矩与林财英已经明确了要求郭佳良回来种田，他们是不支持郭佳良读书的。郭佳良做出了自己赚钱缴学费的承诺才勉强获得读书的机会。因此，这个学期的学费主要靠郭佳良暑假在煤矿打工的收入。

现在，煤矿的苦力活赚快钱的机会没了，郭佳良不得不另谋出路。经过一番思考，他决定尝试“砍矿木”来赚钱。小煤窑发达的山区，矿木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这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而，郭佳良心里隐隐约约地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山上都可以随便砍伐树木的。

在1982年，湖南农村的山林主要可以分为国有林场、集体林和自留山三种所有制形式。山上的林木也大致可以归为以下三种生长方式：  
1. 人工造林（人造树林）：由攸县政府国营、乡村集体通过人工种植培育的森林。国营黄丰桥林场是当时最大的林场，几乎垄断了组织造林的经济林、速生林、用材林等。  
2. 天然次生林（常生林）：指由于历史上森林遭受破坏（如大跃进大炼钢铁砍伐、火灾、自然灾害等）后，在较长时间内自然恢复形成的次生林。这些常生林仍然属于政府控制的集体林和部分国有林地。  
3. 自留山（原始森林）：即未经大规模砍伐或人为干预，自然生长繁衍的森林，多分布在山区或生态保护区。在1982年的农村，自留山主要存在于偏远或保护较好的地区。

1982年，随着国家推行林业“三定”政策（即确定林权、划分山权、落实生产责任），农村山林开始逐步向家庭承包经营转变。
然而，郭佳良对山林的管理政策并不完全熟悉。他只知道，一年前林管员官华跛子因为砍伐树木被没收了柴刀，这件事让他心有余悸。因此，他不敢去天下岭林场附近的任何山上砍伐矿木了。

经过一番打听和思考，郭佳良决定去杨滨村的枫树坡砍伐矿木。这里离最近的人家也有5里路远，属于村集体山林，位置偏远，平时很少有人去。郭佳良利用农忙秋收假上山，那天上午他一个人悄悄来到了枫树坡。他特意挑选了一些尾径8公分以上的矿木，开始砍伐。由于没有砍伐指标，他只能以砍柴烧火做饭为理由，但他心里清楚，这些矿木最终会被卖给煤窑。

砍伐完一堆矿木后，郭佳良发现一次无法全部背回家中。他只好把矿木藏在山边的水圳里，等到天黑后再一根根地背回家。连续三个夜晚，郭佳良都在忙碌地搬运矿木。每当他背着沉重的矿木走在漆黑的夜路上时，心里总是忐忑不安，生怕被人发现。终于，在熬过了第三个通宵夜晚时，他将最后一批矿木搬回了家。

就在郭佳良准备联系煤窑出售这批矿木时，意外发生了。杨滨大队的“二当当”与朱文革带着大队治保主任李洋春来到了郭佳良家里搜查矿木。“二当当”比郭佳良大十来岁，他是土生土长的杨滨人。而郭佳良是外地带过来的，在本地更没有什么势力。他们通过搜查，在屋檐后水沟里发现郭佳良砍伐的31根矿木，清理发现，有27根分别刻有早年使用小刀刻的各种名字或记号。其中，刻了圆圈的是“二当当”早年就占领了的，刻了三撇的是他的小弟朱文革占领的。他们两人相互可以作证，郭佳良刚刚想解释什么，“二当当”挥手一拳就打在他胸脯，郭佳良一个趔趄，连连后退了几步，差点儿摔倒。
这时，杨滨大队治保主任刘洋春判定：由于郭佳良这27根矿木属于“二当当”和朱文革两年前就做了记号的，郭佳良必须归还25根矿木，留下2根作为郭佳良砍伐的工资。二当当和朱文革喊来了一辆手扶拖拉机，郭佳良看着二当当吹着口哨，叼着带过滤咀的香烟，与皮笑肉不笑的治保主任李洋春一起，高高兴兴地把这25根矿木拖走了。

那天晚上，郭佳良则坐在家后山坡的一座坟墓旁边的草地上，他不停地流着眼泪，委屈得晚餐都吃不下去。他刻骨铭心的体会到了在杨滨生活的艰辛和无奈。郭佳良想，自己长大了是坚决不能继续在杨滨这个村庄生存下去的。他也很清楚，现在只有读书才能跳出农门，才能离开这里，去外面的世界寻找新的机会。

读书考大学，才是他唯一的出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郭佳良又一次想到了姑姑。姑姑还有奶奶他们到底怎么啦？为什么会抛弃自己呢？郭佳良脑海里时刻闪现着小时候在湘钢的生活片段，他依稀记得早上与姑姑去上班的路上叫岳塘，早上去上班的单车比蚂蚁搬家还多。还有就是姑姑上班的地方，有很多排列整齐的仪表开关。郭佳良迷迷糊糊地又一次来到了下摄司，又一次来到了雨湖公园。忽然，一阵秋雨泼面而来，把瑟瑟发抖的郭佳良全身浇湿，一道闪电把他定格在那古墓旁边。郭佳良挥着手上的衣袖擦拭了一把脸上苦涩的水，咬了咬牙告诉自己，必须坚强地活下去，为了家人，也为了自己的未来，他必须擦干眼泪，奔向远方。
   郭佳良辛辛苦苦砍伐的矿木，就这样被人轻易夺走，而他只能得到微不足道的补偿。他感到无比的委屈和愤怒，但他知道自己在这个村里与在自己家里是一样的，他是没有话语权的，面对一切的不公与屈辱，他只能默默承受。

那天，郭佳良妥协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非常害怕“二当当”。二当当是黄丰桥的名人，听说曾经去坐过几次牢。据说他有一次因为扒窃被抓，那天是在一个晚上，他被送进看守所，里面的在押人员以为来了新口子，正准备教训他搞点烟抽的时候，二当当一把冲到当时牢头睡觉的旁边，几拳砸在当时号子里牢头老大头上，并且把对方从睡觉的通铺上拎了起来，大声呵斥他，问他：
“是谁把我二当当钉在看守所墙壁上的钉子拔掉了？那是我挂衣服用的”。
当时这个县城里出生的牢头大哥都还没有睡醒，也来不及说话，就被二当当打了几个耳光，把牙血都打出来了。自此，二当当在整个县城打流的人里面，名气越来越大。
据说二当当在株洲火车站一带爬火车的功夫特别好，他还精通扒窃割包技术。
据说，二当当他很有钱，见过大世面，曾经一块刀片走天下，他在火车上拎人家的包可以从开得飞快的火车上轻松跳下来。

二当当这次回来，把头发烫成波浪型，卷卷的哪种，他是黄丰桥最早抽过滤嘴香烟的人，他还是黄丰桥第一个穿花衬衫，穿喇叭裤的人。好在二当当通常都是在城里搞路子，不会经常回来黄丰桥。最近听说城里已经开始了“严打”，二当当应该是回来乡下避风头的。

他后来越来越清楚，生产队附近山上早已经被抢占了，就连山上比较密集的薪火柴区域，也被二当当，文革，国兴，建强他们几个大小伙刻下了“某某到此一游”，他们以此明确自己的势力范围。杂木记号之外，连竹子刻划了记号，并且规定竹子五丈以内地下的竹笋也是不能挖的，如果挖了必须上交。
杨滨有个最会挖冬笋的“梅山矮子”，他可以一眼看出竹子竹根的走向，能够判断每一棵竹子是否有竹笋。他在去年下雪后的一个冬天里，一个上午就挖一大背篓冬笋，听说出山回家时，被守在山口的几个大小伙子把他的竹笋全部没收，没收的原因就是他挖的是二当当，文革，国兴，他们势力范围内的竹笋。
郭佳良自那起，意识到山上没有长大的矿木，楠竹或许早已经被别人刻下了记号，砍伐前必须检查一遍。为了筹备维持中学读书的巨款，他甚至想过放弃砍伐集体山上杂木这些赚钱的途径，另外开辟他新的赚钱之道。

洪升华xiangchu

   请关注第49章节：
《童年悲歌》评论：苦难中的坚韧与觉醒

洪升华的《户口》第49章《童年悲歌》，以极具冲击力的笔触，描绘了主人公郭佳良在贫寒家庭中的挣扎。他的童年不仅是一幅灰暗的画卷，更是一首在劳作与饥饿中奏响的悲歌。小说通过细腻的描写，让人深切体会到一个贫困农村孩子的早熟与坚韧。

一、苦难塑造的韧性：
“霸得蛮，吃得苦，耐得烦，不怕死。”
这是郭佳良童年的真实写照。他在微光初现的清晨被呵斥着起床，在猪栏的恶臭中劳作，在山间放牛砍柴，在泥泞小路上拖着伤口回家。他的成长并非被温暖的亲情呵护，而是被生活的苛刻雕刻出来的。他并未被苦难摧毁，反而在劳作间缝隙中抓紧读书，以求改变命运。

二、残酷现实与家庭冷漠：
郭佳良的父母，朱吾矩与林财英，塑造了一种极端的家庭形态——冷漠、自私、暴戾。他们既不提供情感支撑，也不愿承担起父母应有的责任。小说用大量细节展现了这一点，例如林财英为了家庭琐事随意打骂，朱吾矩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对家庭生计不闻不问。而最令人心寒的是，郭佳良的藏钱被母亲发现后，非但没有被支持买书，反而被剥夺了那一点点自救的希望。正如郭佳良后来所悟：
“生养不是恩情，托举和兜底才是。”
这句话不仅是对个人经历的总结，更是对社会责任的一种思考。

三、在沉重现实中觉醒：
郭佳良的悲剧在于，他过早地认识到了“家”并非避风港，而是一种枷锁。他深知，想要逃离贫穷，就只能靠自己。他背柴、养牛、采药、捕鱼，无所不能，但他的目标从未改变：
“只有通过读书，才能真正走出这个山村，走出这个家门，走得越远越好。”
这种觉醒，比他的年龄更早，比他的环境更沉重。这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抗争，更是千千万万个苦难童年的缩影。

四、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
洪升华用深沉的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一代农村儿童在贫困夹缝中的求生与挣扎。小说的力量不仅在于对苦难的展现，更在于对希望的执着。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这样的故事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享受无忧无虑的童年，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提供温暖的庇护。

结语：
《童年悲歌》不仅是郭佳良的个人经历，更是一个时代、一个阶层的缩影。它让人痛心，但也让人敬佩。在命运的刀锋上，他没有退缩，而是用行动践行了他的誓言：做一个有责任心的人，绝不成为父母那样的人。这种坚韧，或许正是支撑他走向更远世界的唯一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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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户口》之“童年悲歌”展现了上世纪80年代湖南农村残酷的生存现实。故事通过郭佳良的视角，描绘了一个贫困少年在矿难、权力斗争和生存压力下的艰难成长。煤矿事故的惨烈、村庄的恐惧与迷信、土地资源的被抢占，让整个故事充满了悲剧色彩。

郭佳良为了筹学费，不得不铤而走险砍伐矿木，却遭遇“二当当”等地痞的欺压，最终辛苦所得被霸占。这不仅揭示了底层人民在资源分配中的无力感，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秩序的混乱与乡村权力的不公。

作者以真实细腻的笔触，让人深刻感受到贫困农村的残酷环境，特别是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不公和无奈。郭佳良的遭遇令人心痛，他的挣扎不仅是个体命运的悲歌，更是那个时代无数底层人命运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