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升华著作061《户口》 “童年悲歌”（黄丰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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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升华著作061《户口》
“童年悲歌”（黄丰桥）

终于，郭佳良在黄丰桥中学开启了他新的学生生涯。

其实，郭佳良是幸运的。八岁起，他就跟着父亲朱吾矩走村串乡放电影。每次外出放映，朱吾矩总要骑单车去附近找朱仪有事情办，换片、中途出问题都是常事。遇到电影放映机烧毁灯泡、胶片断裂，这些突发故障几乎都是郭佳良自己处理的。到了十岁，他几乎已经能独立完成一场完整的放映任务了。

那时的黄丰桥，农村每家乔迁新居、结婚结亲、孩子满月、买了跑运输煤炭的新车等喜事，总要摆酒放电影庆贺。每年冬天，结婚和庆生的特别多，乡村里时常出现一个晚上要赶两三场甚至通宵放映的热闹场面。有钱的人家，甚至直接请郭佳良父子放通宵电影，整晚灯火辉煌，锣鼓喧天。

这些时刻，对年幼的郭佳良而言，既是最高兴的时光，也是最无奈的折磨。

放电影，让郭佳良在父母眼中变得重要，也让他在看热闹的村民中，获得一种少年英雄般的荣耀感。他可以在换片间隙，滔滔不绝地讲述谢晋导演、唐国强、刘晓庆、斯琴高娃、朱时茂、张铁林这些明星的故事，声情并茂，让人听得津津有味。《庐山恋》《少林寺》《喜盈门》《小花》《高山下的花环》……那些风靡一时的经典影片，他早已看得滚瓜烂熟。

然而，最让他痛苦的也是放电影。晚上一放就是深夜，第二天还要早起上学，长期睡眠不足，眼皮沉重得如同压着铅块。更糟糕的是，一部热门电影往往要连着放五六场，甚至十几场，新片上映连轴转，郭佳良心里直犯嘀咕：“剩饭炒三遍，狗都不吃。”但他却得一遍又一遍强撑着观赏，同样的画面、同样的对白，早已如嚼蜡般乏味。他常常坐在放映机旁，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制作电影幻灯片，有时也做学校的作业；更多时候，他靠趴在机器旁打瞌睡打发无聊。往往一卷胶片播放结束，只有在观众们起哄催促中，他才从梦中惊醒，手忙脚乱地更换片子。

不过，也正是通过这些电影，郭佳良最早接触到了国家新的政策信息。比如1981年上映的电影《喜盈门》，影片讲述了北方农村四世同堂家庭矛盾的故事，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体制变化对家庭关系的冲击。那时的黄丰桥依然搞集体生产，可电影里北方农村已经分田到户，孩子们各立门户。这让十一岁的郭佳良敏锐地察觉到国家政策的风向。他是班上第一个大胆预言“生产队迟早要解散”的学生，虽然同学们当时笑他，说他家年年欠生产队的钱粮，是巴不得散伙，但两年后，湖南也开始试点分田到户，第三年，黄丰桥正式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事实证明了郭佳良的远见，让他在同学中小小地扬眉吐气了一回。

长期的电影熏陶，使郭佳良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进入黄丰桥中学29班后，他不仅是班上字写得最好的人，脑子里更是装着无数故事。他乐意为颜福元做作业。颜福元家境优越，哥哥颜福盛是黄丰桥第一批买卡车跑煤炭运输的人，父亲颜维章更是丰陇村煤矿的矿长，家里富得流油。颜福元从不嫌弃郭佳良贫穷，反而十分欣赏他的才华。知道他和室友王庆伟一周只有一毛钱零花钱后，常常主动送他四五毛钱，让他们去学校门口的小摊颜家旺那里买芝麻饼解馋。每次代写作业赚的钱，郭佳良大多用来买墨水、本子，或是偷偷溜去书店添置新书。读书，是他少有的奢侈爱好。

郭佳良最幸运的，是遇到了世界上最好的班主任——王南桥老师。

王老师既是29班的班主任，也是全校最帅气、最受学生喜爱的老师。他把学生们当成自己的孩子，每天清晨起床铃响前一个小时，就会提前来到宿舍楼前，亲自催促郭佳良、王庆伟、陈红慧、刘红雨等人起床，一起到操场练“长拳”。整个学校，唯独29班的学生享有这种特别待遇。

每天早自习，王老师不仅亲自巡查，还会为大家读报，尤其喜欢挑选那些悬念十足的连载故事。那时，全国上下正在追踪通缉湖南常德“二王”兄弟，报纸连载描述了他们抢劫杀人的全过程，每天一个小高潮，吊足了学生们的胃口。王老师声情并茂的讲述，让每一个晨读时间都变得热血沸腾。正是在这种氛围下，侦破案件、打仗英雄、警匪小说，成了29班学生们心中最热烈的向往。

品学兼优的郭佳良，自然成了老师们最喜欢的学生之一。

不过，家庭的贫穷也常常让他暗自羞涩。初一两个学期里，他是学校里最底层的“半寄生”学生。那时学生分三类：

一种是“通学生”，住在狐狸坪附近，多是乡政府、粮站、供销社、医院、纸厂干部子弟，家境殷实，每天走读，令人羡慕。他们就像是新社会的“地主崽”，常常自带优越感。

第二种是富农子弟的“全寄生”，三餐住宿全包，但每月要交6.8元生活费，普通农民家庭根本负担不起。

第三种，就是像郭佳良这样的贫农：“半寄生”学生。每周从家里带米和菜来学校，学校负责蒸饭，菜自理。星期天下午带三天的菜，周三回家再换一次。没有冰箱，菜易变质。大多数学生肠胃好，吃坏肚子也撑过去了，但郭佳良体质弱，只要吃了变质的饭菜，便肠胃炎发作，上吐下泻不止。

每到此时，王南桥老师总是特别关照，让他留宿在自己房间照顾，郭佳良也非常喜欢老师房间的香味，还要干净整洁的床单和被子。有时侯，校长谭伯林和陈雅淑老师夫妇也会把他接到家中护理。黄丰桥这片温暖的校园，给了郭佳良最珍贵的人间温情。

当然，每次交学费、学杂费时，郭佳良心里总是沉甸甸的。他不敢问父亲朱吾矩，只敢小心翼翼地问母亲。得到的回答，总是父亲那句经典台词：“等发了工资就交。”到了初二暑假，朱吾矩干脆连台词都懒得说了，直截了当地表示：“你回家务农吧，家里需要男劳力了。”他说这话时，嘴里叼着烟卷，眼里毫无波澜，仿佛断送孩子求学之路，只是搬移一块砖头那样轻松随意。

郭佳良站在屋檐下，听着蝉鸣声炸裂在闷热的空气中，心里一片冰凉。他抬头看着低矮破旧的屋顶，仿佛看到了自己灰暗而曲折的人生轨迹，像屋檐上滴落的雨水，无法改变方向，只能默默滑落。

...“晚上也可以替代父亲朱吾矩去放电影补贴家用”。这句话郭佳良沉默了。他知道父亲说这些话时，眼神里并无温度，只有冷冰冰的现实。那年夏天，黄丰桥的稻田绿得发亮，蛙声如潮，天边火烧云似血。郭佳良在这样的傍晚，一个人坐在稻埂上，望着远处连绵起伏的群山，心里仿佛被掏空了。

但他又不能不接受。改革开放了，家里开了间小卖铺，但家里生活仍然揭不开锅了，母亲林财英终日絮絮叨叨，抱怨着吃穿用度，姐姐妹妹三个都还小，家里有六亩多水田，光靠并不勤劳的母亲一个人是根本做不成器的。父亲朱吾矩是个双抢都不愿意下田的文化人。

于是，初中二年级开始，郭佳良利用农忙假期，承担了责任田的种田农活，晚上还要协助放电影。同时，学费也必须郭佳良自理，通过这些条件与父母达成交易，让他继续上学。自此，郭佳良的书包里总是塞着干巴巴的冷饭和一叠被汗水打湿又晒干的课本。

尽管如此，他没有彻底放弃学习。每当回到黄丰桥中学，他总是第一时间冲进29班的教室，趴在课桌上抄笔记，听老师讲课，哪怕一天只上两节课。他知道，知识，是他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他相信自己可以考上国家粮的。

有一次，王南桥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递给他一本磨破了角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王老师拍拍他的肩膀，说：“佳良，你把这本书读完，我希望你记住，苦难不是打垮你的理由，反而是让你更坚硬的锻炉。”

那些夜晚，郭佳良就着寝室外昏暗的路灯光线照进床边，他一行一行啃着保尔·柯察金的故事，眼里滚烫得厉害。他突然明白，原来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在黑暗中也能活得如此有光。

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更加拼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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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童年悲歌》，心被反复揉碎。

在黄丰桥这个贫瘠角落，郭佳良以八岁之身，便扛起了放映机与生活的重担。那一晚晚灯火通明的乡村放映场，既是他少年荣耀的舞台，也是无数个困顿与疲惫的起点。睡眼惺忪中换片、打着哈欠制作幻灯片，小小的肩膀早已习惯了无奈。

他靠着重复播放的胶片，捕捉到了时代最微妙的风声。十一岁的他，敏锐预言“生产队必将解散”，成为一群孩子中最早洞察未来的人。他用零碎的赚资买墨水、添置新书，在贫困的泥淖里，固执地守护着心中那一点光亮。

最打动人的，是王南桥老师给予的温暖。他每天晨曦中唤醒孩子们习武、在朗读中点燃梦想。那一张张干净的床单，那一碗碗温热的饭菜，成了郭佳良破碎童年里最柔软的慰藉。

可命运又怎肯宽恕一个穷孩子？父亲朱吾矩的一句“回家务农”，冷漠得像一记沉重的锤击。屋檐下，蝉声炸裂，天边血色火烧云，十一岁的少年站在稻埂上，默默目送自己的求学梦，像屋檐的雨水滑落，无法逆转。

“晚上也可以替代父亲放电影补贴家用。” 这一句，像冰刀划破了他最后的幻想。

读到这里，泪意不自觉涌上心头。“童年悲歌，不只是郭佳良一个人的哀歌，它是那个时代千万底层孩子的无声哭泣。”他们在苦难中负重前行，仍倔强地仰望光亮，哪怕那光微弱得几乎熄灭。